作为粤北的一个重要城市，韶关迎来了一大批从广州以及珠三角地区“流放”而来的知青和文化人，逐渐让粤语在市区的使用人数不断增加，粤语在韶关市区逐渐成为了具有一定优势的方言。比如，1968年11月9日，广州等地的一些知青前往韶关始兴县的马市镇、陆源、候陂、高水等地插队参加劳动。到了1976年8月17日，48名广州的知识青年抵达国营华溪林场，开始接受再教育。同年，广州第三轧钢厂的10余名青年也来到韶关新丰县遥田镇的半陂村插队。此外，还有许多广州青年来到始兴县隘子镇下乡。
韶关的曲江县樟市镇群星村，也先后接收了两批共70多名知青。而阳山县则有五批共633人前往黄坌林场、苗圃场、秤架采育场、大禾岗农业示范场等地进行锻炼。这些知青，很多都是来自广州及珠三角的，他们的到来无形中带动了粤语的传播。
到了1978年，韶关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在广东省内名列第五，仅次于广州，成为广东的一个重工业城市。根据《艰苦奋斗 甘于奉献 坚韧实干 追求卓越——一个时代的精神回响》一文的介绍，韶关的工矿大举发展，迅速改变了广东的工业格局，同时也改变了韶关的人口结构。许多厂矿的工作人员来自五湖四海，工厂的日常介绍中常常会提到：“我们厂（矿）除了台湾和西藏，其他省份的人员都有。”这些来自不同省份的工人，带来了新的工作观念和生活方式，极大地影响了韶关当地的文化与生活方式。可以说，从这个时候起，韶关从一个以农业、水运和小商贸为主的城市，转变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，也成为了解放后广东最早的移民城市之一。
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，广州话和普通话逐渐成为了韶关市区的主流语言，特别是在后来设立的浈江区和武江区。这些区域的语言环境有了显著变化，普通话分支出现了不同的方言化形式，例如军队普通话、厂矿普通话、铁路普通话以及粤式普通话。而本土的客家话以及“虱乸话”（船家话）逐渐沦为这些区域的边缘语言。
然而，随着大部分粤语知青的返乡，以及改革开放后韶关的一些企业迁往珠三角，粤语的使用有所回落。正如前文提到的，语言的传播和变迁与政治、经济密切相关。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来看，改革开放前，粤语在韶关的传播主要是由政治导向，而改革开放后，粤语则随着经济发展而流行。
改革开放为香港注入了活力，香港曾是亚洲经济“四小龙”之一，其吸引力使得粤语文化逐渐渗透到内地。大量粤语歌曲、影视作品进入内地，港资也成为外资的主力，粤菜、茶餐厅等文化生活方式在内地风靡开来，这也自然影响到了韶关。
在韶关，当地的粤语居民受益于粤语流行文化，形成了一种错觉，认为韶关是粤语的世界。实际上，正如前面提到的方言人口统计数据所表明的，韶关并非完全是粤语的天下。而粤语在韶关的流行，也更多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，尤其是珠三角经济区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粤语的广泛传播。粤语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方言，它代表了经济的活力与文化的渗透。
可以说，粤语与客家话、潮汕话等方言之间并无高低之分，它们都属于中国的方言，只是粤语在特定历史背景下，因政治和经济地理优势而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。而那些宣扬“广东话”至上的人，实际上是一种对白话沙文主义的奉行，是对方言多样性的压制。
通过粤语传播史的研究，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：由于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机会有限，许多人选择向上海、内地甚至海外发展，韶关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动节点，成为了粤语方言岛的形成地之一。随着这些粤语移民的增加，粤语文化在韶关生根发芽，影响力逐渐扩大。
然而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客家人富裕起来，尤其是他们在韶关市区兴办企业、置业，他们的客家意识也在逐步觉醒。客家人开始努力恢复并传承自己的文化与语言。因此，韶关市区未来可能会迎来一波“客家话复兴”的潮流。
总之，韶关从来都不是典型的广府地区城市，也不是典型的广府文化城市。即便在市区，粤语并非一统江湖，客家话依旧在韶关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。韶关始终是一个客家文化的重镇。
然而，韶关也和其他城市一样，随着全国人口流动的加速，普通话的推广变得越来越迫切。普通话的普及，也让人们开始思考，方言是否会因此消失。但这个话题留待日后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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